ZT：亚洲金融危机十年下一棒是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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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美国财政部轴心？

　　1998年4月6—25日，在亚洲金融危机依然肆虐的时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李晓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易纲、南方证券副总裁牛仁亮和中行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鄂志寰等人组成的“亚洲金融形势考察团”，踏上了对泰国、新加坡、印尼和韩国的考察道路。
　　因为危机期间中国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援助，泰国、印尼和韩国也给予考察团毫无保留的情况介绍。但是考察团尽力收集到的全部谈判文本中，唯独缺少了三份文件，这就是三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签订的秘密协议。
　　《商务周刊》调查的结果显示，每一份文件，至今直接阅读过的人不超过9个。之所以如此，缘于此文件对三国来说，都是近乎于当年鸦片战争中《南京条约》那样的“城下之盟”，永远属于民族的奇耻大辱。
　　尽管不知道三份秘密文件的具体内容，但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位因为说了太多真话而在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指示下被“强制退休”的经济学家，通过2000年4月《新共和》上发表的一篇《内部人：世界经济危机中我所知道的一切》，让我们知道了IMF和世界银行到底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干了什么。
　　“我从1996年到2000年9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亲眼目睹了IMF和它的控制者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我被惊呆了。”
　　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现，所有的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在等待IMF援手时都接到了同一份清单：首先是私有化，要求受援国将金融业、电信业、公用事业等国家战略产业彻底开放；其次是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国际资本更加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再次是市场定价，IMF会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需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资金四散奔逃，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收购；最后是自由贸易，控制一国市场的机会向外资全面敞开。
　　更为困惑的是，这位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转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后发现，IMF和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上推行的政策，恰好与其国内政策追求相反。他写到：“我们在国内反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私有化，然而我们却在国外提倡它；在国内我们反对平衡预算疗法，因为这会限制我们在经济下滑时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但在国外，当其他国家陷入衰退时，我们却强迫它们使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在国内，我们通过破产法来保护债务人，并且给予他们一个全新的开始，但在国外，我们把破产视为对贷款合同的肆意挑衅；在国内，我们认识到市场的局限性，并不相信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政府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却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
　　斯蒂格利茨最后在参与亚洲金融危机救助工作中发现了这其中的秘密：一个或隐或现、节奏匹配的华尔街—美国财政部轴心指挥着一切。当美国财政部指导着IMF组织的国际金融体系踹开一国市场大门后，华尔街上的金融公司就开始拥有了永远赚不完的钱。
　　“资本流入时，它们能够赚钱；接着，通过向东道国提供怎样管理资本流动的咨询服务，它们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当这些国家陷入危机后，它们通过重建方面提供的建议，还是能够赚取更多的钱；当泰国等国在美国财政部和IMF催促下将陷入麻烦的公司拍卖时，它们就以低价购买危机国家的公司；有时它们在购买之后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而是等到经济恢复时，再把这些公司回售给泰国人。因此，无论情况如何变化，华尔街总是能够赚钱。”
　　在他看来，与危机国签订的协议背后拥挤了太多的利益，“尽管我们对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将带来怎样的不稳定心知肚明，我们迫使外国开放它们的资本市场，让我们的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进入这些市场，因为华尔街想要这样，而且华尔街想要的比它们可能获得的还要多。”
　　如果你认为斯蒂格利茨说得太多了，那我们听听美国顶尖的贸易理论自由派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的判断。这位前关贸总协定（GATT）总干事阿瑟·邓克尔的经济政策顾问，积极为WTO推动自由贸易做理论准备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6月7日再也看不下去来自华尔街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过于活跃的身影。
　　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提到：“我依然不明白的是，尽管与前任相比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但保尔森继续要求中国进行金融改革，这有什么意义？在这件事上，中国人一定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做出决定，他们会对自己的利益进行评估。为什么保尔森对此这么感兴趣？这可能就是被我称为‘财政部—华尔街联合体’的一部分。但对高盛有利的也会对美国有利吗？更贴切地说，就会对全球经济有利吗？我对此表示怀疑。”
　　在他看来，太多的美国财政部长认为他们是华尔街的部长，“华尔街之所以对华盛顿具有超凡的影响力，原因很简单，趣味相投、地位显赫的各界名流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大多来自华尔街、财政部、国务院、IMF以及世界银行等著名的机构”。
　　这当然是公开的秘密。例如，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来自高盛，现在又去了花旗；阿特曼来从华尔街来到财政部，接着又回去了；老布什的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现在重操金融旧业；前世行行长沃尔芬森原本就是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保尔森的前任约翰·诺斯现在掌管全球领先的私人投资基金 Cerberus资产管理公司；刚刚履任世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前一个身份是高盛集团副董事长，更前一个是美国副国务卿……更不用说现财政部长保尔森的高盛前董事长身份。
　　斯蒂格利茨曾经愤懑地指出，冷战后，全球领袖的权杖落到了美国手中，可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小布什，美国政府并没有令全球信服的新眼光，但华尔街有：它们看到了更多的赢利机会，在它们看来，政府应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帮助它们打开海外市场入口，而美国政府在海外推行的政策框架就是要能够帮助华尔街向海外大举扩张的框架。
　　对此，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一切已经给予了完美诠释，而资产价格膨胀、人民币“天下围攻”的中国，已经被瞄准为最新也可能是最壮观的华尔街“盛宴”。
　　又是IMF走上了前台。6月15日，IMF通过了《对成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根据该法律框架，IMF无须证明一国是否存在操纵汇率的主观故意，只要其政策造成“汇率根本性失衡”或“大规模、长期的经常账户逆差或顺差”的后果，IMF就可以认定该国操纵汇率。6月20日和25日，中国人民银行罕见地一周内两次表明其“保留和遗憾态度”，向IMF提出抗议。
　　但保尔森坚决支持IMF。他说：“这一改革将允许IMF对一些领域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例如不够灵活的汇率。”显然，华尔街和美国财政部已经相信，该是祭出IMF这个“法宝”的时刻了。

　　中国躲得过金融危机吗？

　　老实说，一年来，承载着美国整个金融服务业期望的保尔森干得不错。例如，凭借当初作为投资银行家访华时积累的个人关系，保尔森一手促成了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在刚刚结束的第二轮对话中，QFII投资A股的额度从100亿美元提高到300亿美元，中国承诺简化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审批程序，允许外国证券公司扩大在华业务，包括自营业务和基金管理业务，取消QDII在海外投资限制等等。但这些显然远远无法满足华尔街的欲望。
　　因为，中国财富大门向华尔街洞开的钥匙藏在人民币汇率之中。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的对华强硬派人士莫里斯·戈尔德施泰因做过一项测算发现，人民币快速升值对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影响微乎其微，他指出：“人民币在美元贸易加权指数中的权重只有15％。即使人民币升值20％，也只能使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减少约500亿美元，而去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高达8500亿美元。”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还如此大力强调人民币快速升值呢？一位经济高层人士告诉《商务周刊》，“美元和美国国债对中国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人民币脱离过度膨胀的美元是迟早的事情。之所以要渐进、主动和可控，完全在于我们不希望中国人辛勤劳动换来的财富，像亚洲其他国家那样，因为汇率大幅升值带来的波动‘装进’别人的口袋。”
　　但对美国而言，只要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就等于为全世界美元滋生的超量流动性找到了泄洪阀。一旦大量资本能够涌进中国，仅有的资本管制被冲垮，只是一个技术和时间的问题。于是，一场1990年代初日本金融败战将“完美”地复制到中国，华尔街将依靠人民币自由浮动的汇率机制，踹开中国金融市场大门，把美国的资产泡沫倾泻给原本虚胖的中国金融机构和国民，而后等待一场金融危机带来的萧条，廉价收割中国资产。
　　不过，对华尔街代表的美国而言，这个计划最大的弱点是时间。因为只有足够快地打开中国金融大门，才能在美元体系被天量增长的赤字和债务压垮前找到“替死”的生机。
　　从1913—2001年，美国87年来一共积累了6万亿元的国债，而从2001—2006年短短5年间，美国国债又增加了3万亿美元，至8.6万亿美元，仅付息每年就高达4000亿美元。如果再将各州与地方债务、国际债务和私人债务加起来，美国总债务高达4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人人均 15万美元的债务。如此庞大的债务每年需要付息2.2万亿美元，几乎等于美国联邦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这也是为什么美联储青睐低利率政策的关键所在。
　　在这样的巨大债务下，1美元的真实价值正在迅速接近1美元钞票的印刷成本。当看穿“皇帝新衣”的人越来越多地发现美元其实只是一堆废纸的时候，美元本位制将会遭到致命一击。
　　5月19日，美国“股神”沃伦·巴菲特突然对珠宝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美联社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宣布了收购Bel-oro国际有限公司和Aurafin公司的计划，收购交易完成后将合并为Richline集团，成为美国最大的珠宝供应商。事实上，这位被誉为最爱国的投资家早在 1999年初就买入了1.3亿盎司的白银，最多时其头寸占到市场总持仓量的25％。至于被尼克松“废黜”的黄金，已经从1盎司35美元飙升到今年5月18 日的661.75美元。
　　令人庆幸的是，中美的争夺暂时陷入了一场僵局。正如劳伦斯·萨默斯所说，“如果中国停止平均每星期几十亿美元国债的购买量，美国经济就会有大麻烦，但是中国经济由于向美国出口萎缩也会有大麻烦。”事实上，如同当年美国和前苏联在冷战中因为相互担心核武器而维持和平一样，中美陷入了一种“金融恐怖平衡”的状态。
　　但是，需要清醒的是，债务悬河下的美元危机并不代表更多的危险在美国方面，如果中国不能坚持自己的思路处理好人民币汇率问题，别人的风险一夜之间就可能变成中国的风险。
　　现在，中国的决策者已经把改变自己被动局面的宝押在了内需上。然而，2006年年底尽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出口额总量上接近，但出口 27.2％的增长速度与消费品零售13.7％的速度之间，有着太大的差距。因此，依靠扩大内需改变贸易结构的失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于提高民众收入，在资产价格已经膨胀的今天，民众工资上涨的速度能否抵挡通胀的价值侵耗速度，唯有天知道。
　　因此，尽快增强中国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是开发内需长远战略基础上的当务之急。
　　首先，必须改善储备资产的结构。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公开指出：“近期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价格的急剧上涨，其本质就是美元贬值。弄得不好，几年之后可能导致出现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局面。最近，日本官方和民间一齐动手，加紧储备稀有金属，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据有关资料报道，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中2/3以上为美元资产，黄金储备只有600吨左右，占全部外汇储备的比例仅为1.4％；而美国黄金储备超过8000吨，占其全部外汇储备的60％以上；德国黄金储备3433吨，法国2945吨，意大利2451吨，均相当于其全部外汇储备的50％以上。一旦发生美元急剧贬值的情况，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将大幅度缩水，国民经济将遭受沉重打击。
　　其次，决策层和监管部门需要建立金融风险防火墙。严格监管外资银行通过银行支票、银行票据、信用卡、房地产按揭贷款、企业流动资金贷款、金融衍生产品等多种方式直接介入中国的货币发行领域，在中国制造和恶化资产泡沫。尤其严加防范中国境内一切与外资银行签订的金融衍生合约这种“资产泡沫放大器”。
　　4月份，中国突然抛售了58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是7年来美国国债遭遇的最大规模抛售。纽约市场即刻有了反应，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利率）猛然超过5％，创下2002年以来的最高值。于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伯特·基米特匆忙赶往中国，“拜托”中国不要出售美国国债。
　　6月23日，韩国《朝鲜日报》以《中国不甘示弱的反击力》为标题报道了这个消息：“美国强行展开贸易报复措施的同时，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但中国也具备不甘示弱的反击力。”
　　类似这样你来我往的争斗，还包括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在私募基金“黑石”上的投资。一方面，中国利用外汇资金向美国企业投资，可以将美国企业的利润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中国；另一方面，美国投机资本完全可以利用中国提供的“弹药”回头暴炒中国资产价格。
　　未来，这样的争斗可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但现在，令人最担心的还不是中国决策层的智慧。一位曾经身居金融决策高层的领导在采访中向《商务周刊》说，“建行上市前引进战略投资者，宁愿以低价向外资银行转让大份额的股权，也不愿意高价让中国人寿这样有实力的国内金融机构进来。甚至已经得到了高层同意，最后还是遭到了抵制。为什么？”
　　随后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上市，同样是沪港两地IPO，H股发行数量大而且价格低，A股则数量小而且价格高。
　　“如果说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A股发行数量小，是因为当时国内股市低迷担心压垮大盘。但此后国内股市明显好转情况下，工商银行和中信银行同时A+H发行上市，为什么仍然是H股价廉量大，而A股量小价高？”他给《商务周刊》的一份数据显示，工商银行H/A股比例是2.7倍，中信银行是2.4 倍，交通银行是72.3倍，中国银行是2.8倍。
　　“堡垒最容易在内部攻破，这应该是中国最不能接受的失败，也是我们最应该防范的失败。”在他看来，在金融安全这条战线上，不仅要防范金融腐败，更要防范一切国内金融利益集团与国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利益结盟。

长啸于 2007-07-03 09:30:22 发表在分类：他山石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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