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 石一：
1.汉武【威】郡 (本 ) □□ / / /
2．汉武帝排逐匈奴, 北置朔方, 西置(武) 【威、 张掖、 酒泉、 敦煌】。/ / /
3．列障塞, 西界张掖居延。 □□ /
4.莽之乱, 北地郡坏塞, □ /
5.□北山, 少□兆吉□ // /
6.□民无警, □□□// /
7.自□也。永初 (元)年, □// /
8.□北虏□□□ // /
9.威太守 (遂) 候 □□// /
10.四年, □□□// /

残石二：
1.// / [匈](奴)。 会王
2. // /□ 用于郡
3. // /□烽火先
4. // / 出塞远目
5. // /□□造于
6. // /□ □ 【武 】
7.□ □建武时【 永】(初 )
8.□ □□□
9.□ □□□
10.□ □□□
1 1.□□ □□
12.□ □□□
13. // / ( 勒石 ) 纪焉
14. // /张掖
15. // /安乐
16. // /□□
17. // /□□
18.///□事

由于残石二第 1 行至第 7 行可与残石一第 4 行至第 10 行拼接, 例如, 残石二第 1行的“匈奴, 会王” 与残石一第 4 行的“莽之乱, 北地郡坏塞”可拼合为“// /匈奴，会王莽之乱, 北地郡坏塞, □ / //”,因此经整理拼对后的录文如下 :
1.汉武【威】郡 (本 ) □□ / / /
2．汉武帝排逐匈奴, 北置朔方, 西置(武) 【威、 张掖、 酒泉、 敦煌】。/ / /
3 列障塞, 西界张掖居延。 □□// /
4. // /匈奴，会王莽之乱, 北地郡坏塞, □ / //
5. // /□用于郡□北山, 少□兆吉□ // /
6. // /□烽火先□民无警, □□□// /
7. // / 出塞远目，自□也。永初 (元)年, □// /
8. // /□□造于□北虏□□□ // /
9. // /□ □ 【武 】威太守 (遂) 候 □□// /
10. □□建武时【 永】(初 )四年, □□□// /
1 1.□□□□
12.□□□□
13.□□□□
14.□□□□
15.□□□□
16./// ( 勒石 ) 纪焉
17. // /张掖
18. // /安乐
19. // /□□
20.// /□□
2 1.// /□事

《通湖山碑刻》剩存的很少一小部分碑文，因缺损过甚，内容已很不连贯，读取文义，相当困难，勉强寻其大意，应是东汉安帝永初元年或稍后武威郡地方官员整修边防设施，完工后摩崖刻石，以纪念此番举措。这次对边塞的修整，应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河西四郡按照朝廷诏命统一行动，相互有所协调配合，故石刻铭文中也提到相邻的另外几郡。李晋贺先生撰写《通湖山摩崖刻石阿拉善博物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之新发现》一文时对《通湖山碑刻》内容的认识，似乎也是大致如此。
阿拉善盟博物馆档案《文物普查记录》登记的情况显示，这件石刻是1986年在阿拉善左旗腾格里额里斯苏木特莫乌拉嘎查东北的“通湖乌拉”亦即“通湖山”上发现的。具体发现它的人，并非文物工作者，而是当地一位基层行政人员。经此人向阿拉善左旗文管所报告，始引起相关文物工作者注意（李晋贺《通湖山摩崖刻石 阿拉善博物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之新发现》，刊2016年2月25日《阿拉善日报》）。阿拉善博物馆的网页（www.alsbwg.com/news_show.aspx?id=296）介绍说，接到基层行政人员报告后，阿拉善左旗文管所的负责人，在上山查看后“做了两幅拓片，并将石刻整体切割在阿拉善王府保存了20年。由于揭取的时候，没有先进的揭取工具，使用敲击工具从山崖上敲打，致使敲击下来的岩体表面字迹大部分脱落，现存残体长129cm,宽138cm,厚11.2cm，石质为紫色砂岩，字体为阴刻汉隶，石碑刻中间已剥落，只残留上下两部分。阿拉善左旗文管所这位负责人，只好把仅剩存下来的右上角和右下角那一点点残石碎片，“运至阿盟首府巴彦浩特镇对外展览”。
2010年，随着阿拉善博物馆新馆的落成，这方珍贵的汉代刻石经修复后竖立摆放在展柜里”。而当年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负责人所做的两幅拓片，“下半幅在十多年前由博物馆购得，上半幅在邮寄当中丢失，原始照片现已被博物馆找到”。
1994年王大方先生在《中国文物报》上对这通《通湖山碑刻》进行报道之后，只是招来了像孙危先生这样的个别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孙危先生到当地调查并于2006年发表文章，报告自己的调查报告以后，仍然没有太多人关注这通石刻。直到2012年至2016年中国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期间，阿拉善博物馆的李晋贺馆长又于2016年2月发表《通湖山摩崖刻石 阿拉善博物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之新发现》一文对其加以介绍，这才引起社会上比较普遍的关注。
王大方先生最初在《中国文物报》上报道这一发现时，“初步认为这处石刻是汉武帝时期汉朝军队获胜后的勒石纪功铭文”。汉军“获胜”的对象，当然是北方的匈奴。实际上按照后来释读的内容，这一判断显然是错误的。直至2006年孙危先生在《北方文物》上发表他的调查研究结果，学术界才得以比较清楚地知晓这一重要石刻的年代和性质。孙危先生把他在调查过程中制作的拓片，交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李零先生帮助释读。在李零先生释读的铭文中，孙危先生在看到了东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的纪年，于是据此推断“该石碑的年代应在公元110年以后”
后来在2012年至2016年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期间，阿拉善博物馆的李晋贺先生，在李零先生释读的基础上，又请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李均明和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李春桃这两位学者帮助进一步予以辨识，重新做出一份录文。
李晋贺先生新做释文和此前李零先生的释文相对比，出入并不是很大，但在这篇新的释文中“永初四年”这一纪年，却已不能清楚肯定。不过铭文中另有“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一项纪年，这一点在两种释读中并无差异。依此，对《通湖山碑刻》刊刻时间更审慎的表述，应是刊刻于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或其稍后一段时间之内。

阿拉善盟博物馆档案《文物普查记录》。
李晋贺《通湖山摩崖刻石 阿拉善博物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之新发现》。
孙危《内蒙古阿拉善汉边塞碑铭调查记》，公开发表在2006年第3期《北方文物》上。
参考网址1：阿拉善博物馆的网页（www.alsbwg.com/news_show.aspx?id=296）
参考网址2：https://mp.weixin.qq.com/s/JYTSGoJI9MsKA-GneA9Kj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