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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专题 〉长城人物 〉古建泰斗、长城专家罗哲文先生纪念专辑
纪念网文
我心目中的文物保护神罗哲文先生
吴梦麟
我1961 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考古组工作, 当时正值文物管理暂行条例颁布。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要求各地文物部门做?? 四有 工作( 即保护范围、保护标志、保护人和科学档案) 。我被安排搞地上文物保护, 接受了参加卢沟桥与宛平县城的?? 四有 工作小组。除了与组内年长的同仁们合作外,文化部文物局还派来了一位精明干练、熟悉文物的业务行政管理干部参加并指导工作, 那就是罗哲文先生。罗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他和蔼可亲, 平易近人, 让我这个刚刚步入社会参加此项重要工作的年轻人紧张的心情顿时消失。我们几个人不顾当时还处于粮食短缺的困难环境, 天天奔波在从广安门至卢沟桥的公路上。那时, 城内干部饥肠辘辘, 赶到郊区挖农民收成后剩下的残白薯, 汽车上人满为患, 我们只能在锄头铁锹的空隙间站立。当时罗公家中也处于人口多、粮票紧张的困境中, 中午只好以难得的白薯包子和啤酒充饥。但他却为了搞清一个数据, 拍照一张照片而不辞辛苦。一次为照卢沟桥全景, 中午饭都顾不上吃,终于照出了十一孔全景, 成为迄今最美的卢沟桥美景照。这种忘我工作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使我在刚踏上工作岗位之时就得到了一位好的导师。在他的指导下, 我们终于数清了卢沟桥的大小狮子485 个,改变了北京人?? 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 的说法。在对宛平县城的勘察与测绘中也有不少新发现, 揭示了这座拱极城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因为工作的初步成果, 文物局批准北京市参加了1962 年在西安召开的有关会议, 并得到好评。成绩的取得与罗公的参与和指导分不开, 经此次工作后我与罗老的接触就更加广泛了。
1976 年7 月唐山大地震, 影响到京津唐地区古建的安危, 当时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和有识之士们倡议成立?? 京津唐地震小组 , 勘察古建筑的受损情况,罗老也参加了勘察工作, 奔波在仍然不断发生余震的京东大地上, 吃的是从北京带去的硬面饽饽和水, 记得我们到了唐山市后, 满目是废墟和临时安葬遇难者的小坟丘, 惨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一天中午要进餐, 在当地的安排下, 到了一个名叫刘家祠堂的地方, 在众废墟中, 一座方形亭的古建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这真是一个奇迹, 罗公用他娴熟的摄影技术拍下了这座古建筑, 这张照片已成为珍贵的历史照。京津唐古建震害的调查, 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照片, 被后来出版的?? 唐山大地震 一书中特别收录了!古建震害? 一章, 使其内容增加了一部精彩的篇章, 成为文物调查研究为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的范例。在编书的过程中, 罗老毫无保留地提供了许多珍贵照片, 为该成果的问世增添了光彩, 也凝聚了他的心血。
罗老的成果是多方面的, 最让人称道的应该是他在长城调查、研究、保护与修缮中倾注的心血和取得的成果。他早在建国初期, 就参加了中国著名的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等长城地段及关城的修缮保护,使这些长城驰名中外, 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文革期间, 人们的心灵被扭曲, 一些人视传统文化为粪土, 肆意破坏长城, 挖基石、平墙体, 辟公路等行为不断发生, 致使长城这条巨龙遍体鳞伤, 令国人心痛。打倒?? 四人帮 后, 1979 年7 月在内蒙呼和浩特市召开了保护研究长城的一次重要工作会议, 与会的四十余位代表一致响应罗老的倡议, 要求建立全国性的长城研究机构, 这一呼吁得到了长城沿线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响应和支持, 各地相继开展了长城的普查工作, 为今日保护长城打下了基础。此后, 在1984 年邓小平发表了??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 的著名题词后, 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立刻在全国掀起了保护长城, 修复长城和研究长城的热潮。这期间, 罗老的身影不时出现在长城上, 此时他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 但为了长城的保护, 仍不辞辛苦地考查长城。我在工作中, 也特别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染和激励。北京地区的长城不算长, 但因地处京师, 其地位不同一般, 除八达岭、居庸关外, 还有不少著名长城段。80 年代有些地方要开放, 文物工作者怕旅游的需求影响长城的旧貌, 也开始了勘察与设计。罗老就先后到慕田峪、沿河城等处调查与指导工作。有一次在门头沟东灵山调查, 因山高路险, 汽车险些出事, 吓的我出一身冷汗。奔波了一天, 直到掌灯时分才算找到了一个村庄, 做些暂短的休息。在老乡家,一位年轻人托我们代他把一只欧米嘎手表送到城里修一下, 罗老平时会修表,拿来轻轻一摇, 表马上恢复了摆动, 这一奇迹立时传遍了九户人家的山村, 百姓认为来了神人, 后来我们再来山村时, 他们还在念叨此事, 对我们分外热情。
近年来, 北京市文物局在修缮北京长城段时强调要有专家论证, 罗老虽已年迈, 但只要有时间, 一定前往指导, 表现了他以事业为重, 视文物保护事业为生命的崇高精神。
以上仅举几件小事, 但从中展现出罗老的高贵品质和精神情操, 他不愧为文物的保护神, 也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和楷模。仅以此小文作为对罗老几十年从事文物工作保护的回顾, 并表达内心对他的敬佩之情。
衷心祝愿罗老事业常青健康长寿!
最后对组织此次大会的李瑞森先生及会务组同志的辛勤劳动、周密安排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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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惟系古建情
柴福善
罗哲文先生5月14日晚去世了，想前不久我还去家中看望先生，虽说走路有些困难，但精神还是好好地，而且《丫髻山》还题写了书名。现在，先生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让人实在难以置信。
我与先生相识近20年了，曾有人问我：当今天下专家满天下，先生专到什么程度？我说：专到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专到南方发现一段城墙，为究竟是不是长城而争得难以定论，先生去了，微笑着只说一句：这也是长城。一锤定音。
我多次去先生家，有时比预约的时间早了，先生打里屋出来歉意地一笑，对不起，刚从外边回来。其实，歉意的应该是我，先生精心安排了一天日程，是我打扰了先生。先生微笑着让座倒茶，最后自己坐在那把常坐的旧椅子上，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谈起来。
先生生于川西南一普通农家，父亲从小送他到宜宾上学。１９４０年，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许多国家机关迁来暂避战乱。离宜宾几十里路的南溪县李庄镇，就有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建处、中国营造学社等1万余人迁来。先生获悉营造学社招收学员，自小就对美术、工艺兴趣浓厚，数十人报考，唯一被录取，年仅16岁。
营造学社，开我国系统研究传统古建筑先河，既注重文献搜集整理，又注重实地调查。多年留学国外又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梁思成先生，发现罗哲文很有绘图禀赋，便调他到自己身边，手把手教他使用绘图仪器，甚至连削铅笔、擦橡皮这些细枝末节也亲自示范。5年里，打下了先生勘测、调查及考证古建筑的基础，就是照相也学会了，并成为终生爱好，以至拍下全国无以数计的古建照片，其中一些古建或遭战乱或人为拆除或自然坍塌，已无迹可寻，而先生存留的照片，就成为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先生晚年重返李庄，蒙蒙烟雨里小巷间行走，当年青春年少，而今已80老翁，想学社百余名同仁，只有他还健在，人世有代谢，往来无古今，自是感慨不已。记起抗战后期，太平洋战区，美国轰炸日本本土；中国抗战，也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这时梁思成先生受命于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带着他赶到战时首都重庆。盛夏时节，小楼里憋闷一个多月，先生每天做的，就是把梁先生交给的标有各种符号的图纸，绘成地图。绘出的，多是我国被日军占领的古城和古建筑，同时也有外国城市，包括日本京都及奈良。时隔不久，日本几乎所有重要城市，都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京都、奈良却躲过了战火。40年后，国际建筑学界寻找二战盟军保护日本古城的功臣，几经曲折，终于得知竟是梁思成！梁先生早于“文革”中病逝了，罗先生也早把重庆绘图的事忘却了。这时先生才如梦方醒，默默里，他与梁先生一起，成了超越国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有功之人！
后来，先生随营造学社来到北平，学社并入清华大学，创建建筑系和中国古建筑研究所，先生担任助理，忙里偷闲，旁听别系课程，直至１９５０年调到文化部文物局。可以说，清华大学4年，为先生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而一到文物局，先生就再也没有离开，审查古建修缮方案，参与制定国家政策法规，如国务院第一个关于文物保护的条例，就由先生执笔起草。尽管如此，他始终没有放弃古建筑的研究，随时注重收集整理资料，因为这也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他不会忘记我国第一任文物局长郑振铎先生所言：你是搞专业的。我本来是搞文学的，国家要我当文物局长，也不能不干。同时，我还要做我的研究，搞我的创作。你也一样，做行政而不能丢掉专业。郑先生一代文学大家，那番肺腑之言，先生始终记忆犹新。
我问先生：这多年主要作了什么。先生微微一笑：也没做什么，就几件事。很轻描淡写。
一是长城。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郭沫若等人提议应修复一段长城，中央人民政府高度最终选定了八达岭，于１９５３年动工，总负责人就是先生，那年不过29岁。那时，他骑着毛驴去八达岭，而梁思成先生殷切地叮嘱他：一是古建筑要整旧如旧，二是休息座位布置要讲究艺术性，三是长城上不能种高大乔木，以免影响观瞻。这些教诲，足足影响他几十年，甚至成为他保护和利用古建筑中把握的准则。从此，先生与长城结下不解之缘，以至外国元首游览长城，还亲自导游。后来还编写了《长城》、《长城史话》等关于长城的书。先生“累登九镇三关险，踏遍长城万里遥”，甚至百登八达岭，十越嘉峪关，数十次登临山海关，足迹几乎遍布我国境内的长城。为考察西域长城，先生80高龄而西出玉门关，沿丝绸之路，寻访汉长城、楼兰古国，穿越罗布泊那片“死亡之海”，一时传为佳话。哪里有长城遗迹，哪里就有先生身影，为保护长城研究长城倾注了大半生心血，简直把自己的生命都融入了长城之中！
二是历史文化名城。先生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提出我国对不可移动文物要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录档案，有保管机构或专人管理，简称“四有”。虽然后来有所发展，但这“四有”作为文物保护的重要内容，全国文物管理的一种规范，由先生最早提出。“文革”后，由于大规模基本建设，如果仅仅对文保单位进行孤立保护，已远远不够了。先生认为我们的城市发展，要科学地制定规划，保护好古城整体环境风貌。故此，先生上书建议整体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提出历史文化名城是一种活文化，文物史迹和体型环境风貌、历史文化传统、传统的经济基础及其发展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三大支柱。现在，我国已公布了100余座历史文化名城，而且，其保护已写进文物法中。
三是世界遗产。早在１９７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世界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诸种原因，我国迟迟未加入。先生为全国政协委员，在１９８５年政协会上，先生与郑孝燮等4人联合提案，提出我国应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随后获得全国人大通过，我国从此正式成为这个公约的成员国。现在，我国世界遗产已达41处。而先生从拟写提案，到名录申报、实地考察，默默地做了大量的甚至事无巨细的工作。比如平遥、丽江等古城一向鲜为人知，因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一夜之间誉满天下。
中国的长城，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国的世界遗产，应该说，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极大影响，先生对我国文物事业的贡献，可谓功莫大焉。而先生不居功，更不自傲，为了中国的文物保护，只是默默奔波于天南海北。
先生走了，而先生的英灵将与长城一样永远长存于天地之间！
2012年5月16日晚改
柴福善 北京市平谷区政协，邮编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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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老在赤城
王玉凤
记不清什么时候知道罗哲文的名字了，本双休日有幸与罗老同在赤城两日，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感受到了前辈执着、坚韧的性格，以及严谨的工作态度。
罗老毕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全国重大的古建到处都留下了罗老的足迹，对古建的保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罗老自己讲，他不到20岁就开始到处跑，已经跑了60多年，现在仍是马不停蹄。周六早上我们一起出发，罗老头天深夜才从山西赶回来，由于吕梁地区的道路不好，路上竟然颠簸了7个小时，耽误了航班，为了赤城之行，罗老决定在机场等候下一个航班是否有退票，如果没有退票就连夜乘火车回北京，就在飞机即将起飞前的20分钟，有人退票，使罗老顺利回到北京。而周六一大早又同我们一起踏上了去赤城的路。
经过3个多小时的奔波，我们一行八人中午到达赤城。罗老匆匆吃过午饭稍事休息，便催促大家出发。在赤城县委办公室及县博物馆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龙关镇。这里有一座古老的砖塔，名曰重光塔。
据李管长介绍，这座塔原始建为唐代，后明朝正统年间名将杨洪收复塞北山河后，在原普济寺旧址上重建，改名重光塔。今天普济寺早已不复存在，只有满目创痍的老塔孤零零地伫立在龙关镇的街上。为防止有人偷盗塔内的佛像，一层的塔门已经被封堵，要查看塔内情形只有借助梯子上到二层。镇上的人搬来一架铝合金梯子，抽出上半截，正好搭在二层塔门外檐。古建专家张之平第一个登上了梯子，看着颤颤悠悠的梯子，再看看残破的塔身，我在犹豫，这时只见罗老手扶梯子要上塔，周围的人一致劝说他不要上去，可罗老执意地踩上了梯子，众人见拦不住，就有人上去要扶他，罗老停在半空中，要下面的人不要跟上来，高高的梯子上有个81岁的老人慢慢地向塔门前进，塔下几十个人屏住呼吸默默地注视着这位无所畏惧的老人，我被此景深深地感动着，罗老顺利地进入了塔门，我手扶梯子，踏着罗老的足迹，鼓起勇气，向上蹬。走到半截时，梯子随着身体的移动不断晃动，真担心此时梯子会突然折断或者翻倒，以至到了塔门才如释负重。
走进塔内，墙壁上仍留有壁画的痕迹，颜色已基本掉光，仰头上望，砖与砖的巧妙搭接，构成了精美的立体几何图案，塔的中心像一个通天的柱子，柱子的内部则是一直盘旋至塔顶的砖梯。塔心内比较黑，借助手电我们沿着螺旋状的台阶一直上到塔的顶层。罗工、张工在此不停地拍照，记录着其独特的结构。作为研究文物古建的专家，他们身临其境，亲自获取第一手资料，付出的艰辛超乎常人的想象。
在返回路上，罗老说，他差点两次捐躯古塔。一次是山西的应县木塔，为拍照，他坐在塔外的檐子上，为了拍摄更理想的角度，他的身体不停地往后退，突然感觉腰部被顶了一下，回头一看，已到达边缘，原来是檐脊上的小兽挡住了他。另一次是辽阳白塔，他踩在一块松动的砖上，一下子从二十多米高的地方跌落下来，而下面是一茅草屋，屋下是一片泥塘，方化险为夷。听着罗老这不寻常的经历，令人惊讶不已，很多很多的古建，我们在欣赏它的同时，不曾想过在维修的背后竟藏着这么大的危险。罗老说，搞古建是件很艰苦的事，一是古建的残破，二是古建多在偏僻地区。的确，探询古建的奥秘，延长古建的寿命，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濒危的古建处处隐藏着危险，六十几年来罗老就是这样上上下下，拍照、勘测、思考、研究，挽救了大量的古迹。
此次在赤城，我们跟随罗老寻访了锁阳关、北栅子城堡、独石口、龙门崖石刻、御夷古镇等，参观了赤城县博物馆。两天的行程非常紧，贯穿了赤城的南北，罗老每到一处都仔细认真的观瞧、拍照，涉水爬坡，不需要别人照料，虽然已是年过八旬，仍然精神矍铄。
从罗老的脸上看不到旅途的疲劳、考察的辛苦，相反，只有他谦和的笑容。他的一生已与古建的研究和修复融合为一体，罗老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众口皆碑、处处都有神灵护佑的好人。
2005年9月18日[ 返回目录 ]
回忆罗哲文先生
威廉.林赛（英）
我第一次与罗哲文先生“相识”是1986年，在英国伦敦，具体地说是在大英博物馆对面的狭窄巷子里的一个不起眼的书店里。一本《万里长城》上面署名罗哲文的英文版画册拉近了我和他的距离。罗先生主编的这本画册，文字儒雅，图片精彩；无论从文物角度还是学术角度，对我进入“长城领域”，以及作为我后半生的研究学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本书现在与其他有关长城的书籍一道，摆放在我书架明显的位置上。这是中国向西方介绍长城的学术研究成果的最初的、不多的英文版画册。当时我买下这本画册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在日后会亲自见到罗先生；更没有想到，我还时时处处得到他的指导和点拨。
我第一次见到罗先生本人，是在1995年。那时，BBC的一档电视节目的制片人将我俩召集到一起，谈论有关长城的话题。我先谈自己是如何与长城结缘的，主要谈我1987年初来乍到，探险长城的经历；罗先生讲述长城的历史和向世界展示长城的意义。罗先生那时已经70出头，但行动非常敏捷，步履矫健地在黄花城上一走就是几公里。
BBC的摄制组的人都被他这种“精气神”所感染。我们一起造访长城敌楼，研究长城石碑，一起在杂草丛生的马道上趟路。他尊尊教诲：“长城看得越多，理解她才能越深”。这就是我这些年来研究长城的座右铭。
1998年，我组织了第一个“登长城捡垃圾”的活动。我们带领100个中外志愿者和20几个媒体人。这个活动从各个角度看都十分成功。当然，首先我们清除了金山岭上的垃圾；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登了这一消息。然而，最为成功的是我们获得了像罗先生这样的老专家的参与和支持。他不但谈论长城的保护，而且亲身投入其中。他身着印有“除了照片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的文化衫，一副劳动手套，肩扛一个垃圾袋…那天，他不仅是我们的顾问，而且是“国际长城之友”协会雏形的领头人。
我妻子吴琪和两个儿子杰米和汤米，时常去拜访罗先生。他住在安定门附近的一个简朴的居所里。从2004年起，我开始收集长城老照片，按图索骥，重摄长城。罗先生给予了全力的支持。他不仅帮助我辨别老照片的拍摄地点和拍摄位置，还打电话给他在长城沿线的朋友和同事来帮助我；他还提供自己在做梁思成先生学生时候去古北口拍摄的长城照片。如果说“万里长城 百年回望”项目是成功的话，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罗先生对长城的激情和对我们不懈的支持。
今天，我和妻子吴琪获悉这一噩耗，深感悲痛。中国的万里长城和很多其它宝贵的遗产，失去了一个文物保护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同时也觉得我们得到过罗先生的智慧、善良和支持的确是一大幸事。他是我所结识的、过着有质量的生活的榜样。很多人只是考虑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而罗先生考虑的是活着的质量有多高。每次想与他通电话，他不是出差，就是开会。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2011年秋天，那是我刚从蒙古国探险，寻找中国境外的长城归来。
罗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像年轻人一样的精神总是激励着我们这些热爱中国历史和文化，愿意将薪火传递下去的人。我能与罗先生这样一个伟人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深感荣幸，他的音容笑貌和博才多识永远激励着我。
2012年5月15日 于北京顺义
Fond Memories of Luo Zhewen
I first ‘met’ Luo Zhewen in a bookshop, in a narrow street opposite the British Museum in central London. The meeting was akin to be unearthing a treasure, for his book, in evocative language and spectacular photography, introduced me to the Wall, the object and subject that was set to fascinate and occupy m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There on a shelf of books focussing on China was a large volume called ‘The Great Wall’, by a collab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authors led by Luo Zhewen. I have just retrieved the book from a shelf in my study, for it’s always taken pride of place among many scores of book on the same subject. When I bought the book, I never imagined that on day I would meet the eminent man, let alone meet him often, and even less so be guided and advised by him.
The Great Wall, and many other of the country’s great historical treasures, have lost their first protector, Luo Zhewen.
Heritage is the story of the past, a country’s past, of mankind’s past, your past and my past. It’s our responsibility to pass on this wonderful past to our futures, our children. But it is only preserved by pioneers, and Luo Zhewen was the pioneer of historical protection in China.
I met Luo Zhewen in pers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95, when a BBC TV program producer brought us together to talk about the Great Wall. I was starring as the ‘adventure’ component, talking about my long expedition of 1987, while Luo Zhewen was telling the audience about the Wall’s history,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world. Luo Zhewen was in his early 70s then, and strode comfortably up a narrow, overgrown mountain path ascending a section of Wild Wall a couple of kilometres east of the An-Si Lu that passes through the Huanghuacheng section.
I remember how the BBC crew praised him that day, amazed at a pensioner’s tenacity and spirit. We visited an engraved tablet, a watchtower, and walked along the overgrown battlements. I remember Luo Zhewen telling me to ‘see more of the Wall, understand more of the Wall’, which I’ve always maintained as my guideline to learning.
Just a few years later, in 1998, I organized the first public activity to pick up garbage at the Great Wall. We headed to Jinshanling, with 100 volunteers and 20 journalists. That event was successful on many fronts. Yes, we pickup up I don’t know how many tens of kilograms of garbage. And yes, the journalists wrote their stories, that even made the front pages. But it was a successful, milestone event because we had the support of Luo Zhewen. He not only spoke about the overdue need to keep the Wall clean, as an indication of our care for it in the face of the many threats that it was beginning to face, but he set an example. Aged more than 70 at the time, he wore our T-Shirt, put on gloves and seized a bag and was stooping down to fill his bag. That day he turned into not only an advisor, but the leading figurehead of a group of concerned-for-Wall individuals that eventually became known as ‘International Friends of the Great Wall’.
My wife Wu Qi, and I, sometimes with our children Jimmy and Tommy, often visited Luo Zhewen in his modest abode near Andingmen. From 2004 I had started to rephotograph the Great Wall. Luo Zhewen strongly supported the idea and indeed believed that recording changes at the Wall with the technique of rephotography was indeed a useful formula for influencing a better future for the Wall. He contributed his own photos, taken at Gubeikou when he was a student of Liang Sicheng in the late 1940s. He helped identify many locations where some of the old photos had been taken. He picked up his telephone and called his contacts in Shanhaiguan. Lanzhou and Jiayuguan, asking his friends to help in the search when I went there. He called officials in the bureaus, urging their support, asking for exhibition venues to show off our results. Much of the “Great Wall Revisited’ project’s success was due to his enthusiastic, tireless support.
Today, hearing of the news that Luo Zhewen has passed away, my wife, Wu Qi, and I feel fortunate to have benefitted from his support, wisdom and kindness. He was the best example I know of living a quality life. Many people are concerned how long they will live. Luo Zhewen lived long by living a quality life. It was always astounding to us that when we telephoned him he was so often out of town, inspecting a site, attending a meeting. I saw him for what would turn out to be the last time last autumn, soon after my return from Mongolia, where I had been researching a section of ‘Great Wall Outside China’.
Luo Zhewen has passed away, he’s gone, but his youthful spirit will always be with those who love China’s history, and especially those who feel it worth dedicating their lives or even just doing a little to care for its future. We feel thankful to have known this great man so closely. He will always be an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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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罗老
李亚忠
晨8时12分，忽有北京文物部门朋友发来短信：“刚刚获悉，罗老今去世”。遂回电话询问，云或于昨夜11时许。惊愕之余，回短信云：“哦！哀叹！！中国文物界最重大损失！！！继续做好中国文物事业，是我们对自己生命价值最好诠释实现，也是对罗老最好敬仰忆念。谢谢告知”！
回想起自1995年起，即与罗老通信，就长城等考察研究向罗老汇报请教。罗老曾回3封信，谦逊礼下之情，字显句现。
2006年12月26日，在山海关海盛花园“中国长城文化之乡”和“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孟姜女文化之乡”和“中国孟姜女文化研究中心”命名大会的午饭后，我第一次直接单独拜见了罗老，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当面问候请教。我并说想成为罗老最后一位“关门弟子”，罗老也随着先头的话继续说“好好好”！
其后的2008年12月1日的北京“首届中国长城论坛”和2010年10月21日的迁西“明代蓟镇文化学术研讨会暨河北省燕赵文化研究会‘戚继光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我又都把我的论文直接呈给罗老，并都与罗老高兴地单独合影留念。在迁西的午宴上，我也就管罗老夫人叫“师母”了。其实我知道，我这是在硬“攀龙附凤”，罗老也是客气，我怎么敢真的把自己当罗老的“弟子”呢？
2002年8月7日，罗老在中央电视台《中国报道》栏目中说：“从历史价值来说，最有价值的是秦长城、汉长城。从考古来说，它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如果要真正考察，我想可能要用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时间，还得一步一步地走，还要搜集很多资料，还要进行很多研究，甚至考古发掘工作”。“总的来说，所有的长城我基本上都去过，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没去过，比如秦长城、汉长城”（见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杂志2002年第4期）。
2009年5月4日的世界新闻报和200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罗老说：“我想长城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先把家底摸清楚，这你才能去保护和维修它……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要求在10年内，把长城的情况弄清楚，为此拨款配备车辆设备等必须的物资，‘但是不好弄，真是不好弄，30年过去了，家底一直还没有弄清楚”。
罗老的这些讲话，为很多有关长城的重大理论问题方向提供了指导，并表达了对这些多代古长城在弄清“家底”的情况下采取应有的保护措施的期望。
罗老一生都在为中国的历史文化文物事业操劳奔波，是继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中国历史文化文物考古界双泰斗之后的中国历史文化文物界的杰出学者和泰斗人物之一，为中国历史文化文物事业做出了杰出的、巨大的成就和贡献！
前年，在迁西潘家口水库极高的大坝台阶上，罗老还在人们的搀扶下上下大坝自如，坐船进去考察潘家口“水下长城”，朋友说两三个月前听说还好好的。今突闻仙逝，不胜悲悼！故特草小文，以寄哀念之思。并忆挽一首云：师从泰斗显英才 神州文物尽挂怀
三次面晤聆指教 两回合影音容在
山海有情悼赤子 后侪默泣念培栽
年逾米寿仙游去 留得芳华漫世开
2012年5月15日哀挽
注：专题编者在采用本文时对文字有调整。[ 返回目录 ]
我与罗哲文先生
刘媛
罗哲文先生去世的那天是2012年5月14日，正逢我也在京处理一场灾难事故。罗先生溘然离世的那个晚上，我也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人生低点，眼泪格外地多，我不能说是为罗先生而流的，但是，我因罗先生的忌日而必将记住这个日子，冥冥之中，应当有着一点天意的味道。
认真严格地说起来，我是没有资格攀附罗先生的。无论是我作为学界的无名小卒，还是文物界的后生新兵，我都既没有资格称罗先生为师，也没有资格拜罗先生为长辈。但是，因为许多年前我踏上了长城研究道路，而罗先生是公认的长城研究专家，从此开始在内心追随、尊崇甚至仰慕罗先生。
在2008年年末，我第一次见到了罗哲文先生。那是中国长城学会在昌平主办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作为大同长城学会的创始人、法人代表、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正式受邀参会，记得那次我带的是《大同长城，让历史告诉未来》，如今回头看，那实在算不上是什么“论文”，但是，我倾注在其中的热情还是为我赢得了一大批朋友，也因此拜见了诸多长辈。记得大会开幕式后就是合影，我幸运地站在了尊敬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长城学会会长许嘉璐先生背后，许先生的旁边就是罗哲文先生。合影之后，我又主动走到罗老跟前，简单自报家门之后，要求和罗老合影。罗老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把相机给了一个旁边的一个人。但令人遗憾的是，等到回头查看照相机，才知道，此人将相片拍得如烟如雾朦胧一片，搞得我哭笑不得，但是已经再也无法挽回了。
记得那次我跟罗老提的话题是从“长城学”开始的，我提到了我认为可以从学科分支的角度提出“大同长城学”。因是实在匆忙，此话题并未深入，只记得罗先生当时听到后，简单地说了几句鼓励支持的话，大意是“长城学的内容很丰富，大同长城在中国长城历史上很重要，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那是第一次见到罗先生、第一次跟罗先生当面交流，匆忙而简单，但是先生灿烂的笑容、清澈的眼神却一直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2009年2月3日，我获大同市市长耿彦波专门批示，以特殊人才引进的方式进行了跨行业跨专业跨地区的干部工作调动，正式来到了文博系统，专职从事我热爱的大同长城研究。罗先生生前在国家文物局工作，我现在大同市文物局工作，这样地算是和罗先生有了一点“系统联系”。其后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通过北京市平谷区政协的柴福善先生联系，向罗先生介绍我这几年长城方面做的工作，请罗先生为我的书稿题词，并希望让我当面拜见以指教我已经发表的系列大同长城专业论文。
在罗哲文先生和柴福善先生合著《中国名楼》一书的过程中，我多次向柴先生推荐大同市天镇县新平堡的玉皇阁，并提供了一些照片和资料。春节期间柴先生寄来刚刚出版的《中国名楼》，我看到新平堡的玉皇阁和大同的鼓楼一起被收录了，罗先生对新平堡的玉皇阁高度认可，这也是新平堡玉皇阁有史以来首次出现在有较高影响力的著作中。
今年春节期间，我通过柴福善先生向罗哲文先生提出，请他们待春暖花开的时候，来大同看看长城，尤其是来看看我一直向他们推荐的新平堡等长城沿线古村落，我将当面向先生汇报和请教。就在上个月，柴先生来电话说，罗先生给我题了词，也感谢我的邀请，但是自己已经来不了新平堡那么远的地方了。记得柴先生转述的时候，以轻快明朗的声调模仿罗先生的原话“来不了啦！”，那种乐观豁达的态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那时候，我还想，他们这样说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觉得飞机来回确实累人，我们可以修改方案，这边或者可以去一辆专车，从罗先生家门口接起，旅途不让他劳累一点，这样他就可以到大同长城看看古村落。我一直致力于促进此事，但是，还没来得及安顿好，罗先生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5月15日早晨，骤然听到中国广播电台发布的罗哲文先生去世的消息，骇得我几乎说不出话来。急忙马上给柴福善先生去电话，他咋闻此讯，也非常吃惊。其后上午又接到江南陆阳、北京阿涛的电话，也都谈到此事。国家文物局发布消息说，5月20日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罗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但是我不能在京停留太久，已经等不到那天亲自拜谒了。我对阿涛说，若他前去，请代我行个礼吧。
罗先生的忌日也是我迄今最严重的蒙难日，这当然是一个没什么必然联系的巧合。但是冥冥之中似乎有天意，为人做事从不曾违背天道、人道、世道对我的要求的我，也正还在继续获得上天格外巨大的眷顾。此刻，玄窗外霞光万道，飞机即将起飞，让历史告诉未来，站在大同长城上的我，不会为任何人停留我的步伐。逝者长已矣！这样的一位前辈去世，我感到十分难过，但罗哲文先生所终身致力的长城事业却方兴未艾，先生开创的长城学术研究道路亦将由包括我在内的后人继续走下去。
罗哲文先生千古！
2012年5月17日凌晨于首都国际机场T3值机、机上。
注：专题编者在采用本文时对文字有调整。[ 返回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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