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抬头的日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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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抬头的日子
引子
我在黑黑的夜里坐上西行的列车，继续晋北的旅行。
当205次列车把我留在阳高，向不远的终点大同驶去时，一切还沉睡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高山卫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属行都司。永乐元年二月徙治北直畿内，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元年徙阳和卫城，与阳和卫同治，仍属行都司，而卫城遂虚。嘉靖二年九月置高山守御千户所於此，属大同前卫。”阳高县就是明时的阳和，高山二卫。
遥远的天空上布满了大大小小，明明灭灭的星，一闪一闪的，仿佛无数看客的无数的眼睛，好奇而谨慎地打量着被夜色笼罩的塞上小城。没有风，可那寒冷依然象把刀子，悄悄地，不动声色地穿透我的大衣，毛衣，衬衣，一下子赶走了我昏迷的睡意。它告诉我它是无处不在的。我很庆幸自己穿着冬天最厚的衣服开始这一天的旅行，虽然那已是三月十一日，农历“二月二”，一个初春的日子。
世上有一种东西叫“命，”它仿佛是与生俱来，挥之不去，对一个人一生都有影响的东西。就象一个得了先天性心脏病或遗传性糖尿病的孩子，有了这些病不太好治，弄不好还会治不成，没了命。
蒙古人就是明朝人的这么一个“命”。朱元璋从蒙古人那里夺走他们统治中国乃至世界的一百年的政权，建立了明朝。可是蒙古人在有明近三百年间，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明朝的侵袭。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很早就意识到这种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麻烦是有可能危及到汉族的世界。为了巩固国防，他干脆把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业恼沃行闹苯又糜谟朊晒湃司鲁逋坏那把兀⒁员本┪行拇笮蕹こ牵肺健疤熳邮乇摺！敝扉Ρ救嘶刮宕吻渍鳌澳薄保坊髂切┧媸被岽蚧乩吹拿晒攀屏ΑＲ蛭辛嗣晒湃耍庞辛嗣鞒こ呛统こ茄叵咝矶嗤捅木莸悖疵魇笔敌械摹拔馈焙汀八保?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所）。这些人，就是明边军，平时训练，种地，自给自足，战时就拿起武器和侵略者拼命。这持续了近三百年的战争，使明廷衰弱，最后被另一个与蒙古人有千丝万缕联系，和蒙古人一样血腥的游牧民族女真取代。
曾经有一个山西女孩也跟我谈到过命。她叫杨婷婷，住在阳高东边天镇县（明天成镇虏二卫）的水磨口村，一个长城脚下明时称为“镇口堡”， 驻守过上百个明边军的士兵的村子。当在她的家乡遇上游荡的我和朋友小王，并得知小王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时，这个因为家穷而念完初一就不得不辍学的孩子一下子流泪了，随即说：“这就是命。”
路上
一辆红色的“夏立”拉着我离开了火车站，穿过排排昏睡在黑暗中的破旧平房，带起了尘土和纸屑。没有人，随着车在坑洼的公路上一颠一颠的，头灯的两道光柱也一颠一颠的。
这是和我2003年底和朋友第一次来到这边塞小城那个漆黑寒冷的早晨一样的黑，沉沉的。天是黑的，地是黑的，一切都被捂得严严实实。在这黑罩里，土地，房屋，树木和一切活物也都隐忍着没有些许声响，让人觉得黑暗就是这一切的主宰。
车在向北边的群山开去时，我忽然觉得自己是个不速之客，不合时宜地闯进这黑暗中的广袤的土地。那黑色分明是一面巨大的帆，带动着晋北大地这条老船，在时间的大河里缓缓划过；而拽着那帆的许多绳子就是无数的故事，也许不该轻易碰它们。
车子向西转过一个山口，山不高，顶上是一座座孤零零的烟墩，时而在左，时而在右，就那么挺拔在曙色中，在干干的石头山上。已经没有很多人理会它们。而它们也不需要在证明什么，象一个倔强的老人，又仿佛一个自负的青年。
高处山顶上居然还留着白色的积雪，而在路北侧依稀的晨色中已能看出山的赭红。车驶过一条冰冻的河不久，路边的土坡上又冒出一个烟墩。我让司机停下车，抱着相机三部并两步蹿到了坡上。
一下子我惊呆了，原来颇北面还有一坡，而这坡的后面的高原上就是连成一片的建在平地上的边墙，从山北面钻出来。这时太阳居然从闪东面探出半个脸，一道道金色的光蹭着山脊射向头顶的天空，而四周的天还还是一片幽幽的蓝。
太阳上升的速度其实很快，但坡上伸着没有叶子的枝杈的杨树和烟墩却是一点一点变红的。这红色又象血，从高处流到低处，整个山野和蜿蜒在山野里的边墙就象鸡蛋的脱壳，挣脱了幽幽的深蓝，披上了黎明的血色。
大地上的边墙也许早已习惯了被严寒过滤过的通透与清冷，在红红的血色中不知疲倦地轮回着一个个黎明与黄昏，没有太在乎我的惊异，也没有太在乎我手中的相机。在“二月二”这初春，在远离人烟的地方，当黑色的夜幕被拉起，这巨大的龙，被旭日这巨大的灯照着，又显现在大地的舞台上。
塞上没有风声，没有鸟鸣，没有汽笛，一个个连着墙的烟墩就那么伫立在荒野里，成为这晋北大地舞台上永远的沉默的布景。
土路上只有我一个观众。然而边墙不需要看客，它自己已经看得很多了。
皇帝和将士们的阳高（1）
当蒙古人成为明人的宿命时，阳高的土地也就注定要被染成血色。
在这晋北大地舞台，三个大牌演员曾到过阳高，他们是明成祖，成祖的重孙英宗，英宗的重孙武宗。
奠定大明江山，建北京，派郑和七下西洋，征服越南（那时叫“交趾”）的成祖永乐帝不需多说了。无论是为巩固统治，还是说保卫华夏文明和人民的生活方式不受外夷侵扰，他五次亲征“漠北”，就是为了消灭至少是消弱蒙古人对明朝的威胁。因为虽然元顺帝从北京跑了， 蒙古势力并没有被打垮，他们在长城以北建立了“北元”。面对这不知何时会发生“癌变”的“毒瘤”，成祖选择了战争。他赶走了瓦剌，震慑了靼鞑，收拾了兀良哈。几乎每次亲征都走居庸关-八达岭-宣府-阳高-大同。最后终于死在第五次亲征后回京的路上。
成祖留下的和平只有二十多年，就发生了“土木之变”。
正统二年（1437），明廷从宣府修通向大同的边墙，经阳高。
正统十四年七月（1449），蒙古瓦剌太师也先“大举入寇。脱脱不花以兀良哈寇辽东，阿剌知院寇宣府，围赤城，又遣别骑寇甘州，也先自寇大同。参将吴浩战死猫儿庄，羽书踵至。太监王振挟帝亲征，群臣伏阙争，不得。大同守将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都督石亨等与也先战阳和，太监郭敬监军，诸将悉为所制，失律，军尽覆。瑛、冕死，敬伏草中免，亨奔还。”就是说，在这年也先亲率主力进攻大同时，在阳高的一仗，明军全军覆没，大同守将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战死，监军郭敬躲在草里保住性命，只有都督石亨一人骑马跑回来。
阳高之战的失败导致英宗亲征，他没有太多犹豫，走了当年曾祖父的路，率五十万精锐来到阳高，大同寻找也先的主力决战，没有找到，回京的路上，在离官厅不远的土木堡中了也先的埋伏，五十万军队覆没，随行大臣百余名被杀戮殆尽，英宗被蒙古人掠去作了俘虏。这是与北宋徽宗，钦宗被女真人抓走（就是岳飞说的“靖康耻”）同样轰动历史的事件。一下子，几十万京军边军就牺牲了，一下子，皇帝的命运，大明的江山，社稷也处在风雨飘摇中。
镇边堡
太阳一下子爬高了，车子向西，在这晋蒙交界的土路上颠簸着。路北面是连绵的山，路南面是连绵的边墙。这边墙今天依然是山西省与内蒙古自治区的分界线。镇边堡就是这边墙南面不远的一个明时遗留下来的屯兵堡。就是大同著名的“边墙五堡”之一。
剌布克台吉和他率领的兀慎部再也不会攻打镇边堡，这堡子就静静地立在这初春的田野里。长城内外这片曾经被蒙古人和明边军的铁蹄踏过的土地，此时已被细细地耕过，等待另一个为期不远的春耕。这被翻整过五百年的土地承受着依附在它上面的边墙，边堡和一代代的人，走了的，留下的，那土里除了肥料，也许还浸润了些别的东西。
在“土木之变”五十年后，蒙古的靼鞑人首领俺达继续着对边墙南部的杀掠。他统一的土默特万户十二部沿边墙从宣化一路向西，直到偏关。驻牧在镇边堡外正北克儿一带兀慎部的剌布克台吉就是俺答的一个弟弟，离堡子还不到100公里。俺答的第五子野力台吉和他的巴林部，就驻牧在阳和正北的歹颜那石机，离明边墙250公里；俺答的第六子哥力各台吉所属邓达拉特部，次子布彦台吉所属之摆腰部也分别驻牧在离这里不远的得胜堡以北和天成卫边外的伊克掬力革。
面对着这些虎视眈眈，噬血如命的靼鞑人，明朝在嘉靖十八年（1539）修建了在大同外52。5公里的距离上的边墙五堡。五堡中的四堡都带一个“镇”字，那是明边军的使命，对安宁的向往和对他们脚下土地的承诺。
从高大的堡子西门进去向东，在堡子东墙内侧是镇边堡小学。带我去学校的是在堡内西墙住的一个年轻农民。在他家给小孩照相时他告诉我还有个大孩在念小学，学校的条件不太好。镇边堡村的村长是个靠打架出身的泼皮，前些天刚刚把堡子周边的几十棵杨树偷偷砍了卖钱。
年轻的农民哄着他炕上刚能站立的娃，一边说：‘‘我们一个人一年能挣五百元。“从他嘴里我了解到他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一年的学费大概要一百元。
堡子的格局和嘉靖十八年那会儿没大变化，四面留着马面高大的墙，除了南墙毁得厉害以外，其他三面都还留着，只不过城砖已被扒得精光，露出黄色的夯土。不需要仔细辨认就能发现堡子内许多院墙都是用城砖砌的，这一切只是发生在二十年前。面对人均年收入五百元的生活和外面疯狂的物质世界，这些明边军的后代也许没有想出更好的方式传承祖先留下的堡子；就好象面对蒙古人的进攻，明朝人不得不修边墙，边堡一样。
没用太多的介绍，我在教导处和大人们聊起来。镇边堡小学连校长一共十个教师，开一些基础课，但缺外语老师（我曾在天镇长城脚下的水磨口小学听到过类似情况）。教导处的一面墙上贴着马，恩，列，思，马的大幅招贴画，有些卷，有些黄，不知有多久了。我记得我上过的小学教导处里也有那些画，而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坑凹不平的砖地上支着个带拐脖排烟筒的铁炉。一个大些的孩子这时提了一桶煤块进来，和一个老师一起加煤，脸红彤彤的。
应我的要求，一个老师领我去看孩子。推开教务处西面另一间平房的一扇吱吱呀呀的褐色木门，一群花花绿绿的孩子正双手握着立在面前的课本，老师告诉我这是二年级的一个班。
地是同样的坑凹不平，屋里没有炉子，孩子们很多都带着线帽子。很多课桌前面的那快板已经残缺，露出黑色的参差不齐的洞，仿佛瞪着大眼睛在看我。我意识到那年轻农民的意思，因为我的小学里没有那样带洞的桌子，而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孩子们在偷偷打量我这不速之客，一面大声地操着大同口音的普通话重复地念着一篇短短的课文。
那是一篇关于春天的课文，大意是春天到了，树绿了，燕子飞回来了。
在“二月二”这初春的日子，一下子，我就站在长城脚下孩子们的面前。树要等到五月份才会绿，也没有燕子的踪影。一下子，我又想起了在阳高的临县天镇碰到的那个没念完初一就不得不輟学的女孩婷婷，和她对此的解释“命。”
我恨我自己这样的想法。这些孩子，没有吃过麦当劳，没有打过游戏机，没有玩具，更没有人会在过节时成百上千地给他们塞人民币，但他们有他们的快乐。我想起去年去天镇时婷婷的弟弟带我从长城脚下的玉米地里走过时追一只金花鼠的情景。
望着他们念课文时从嘴里哈出的气，和他们一张张冻的红红的脸，我知道他们会在春耕，秋收时和父母一起下地干活。
虽然在“二月二”这寒冷的初春，在没有暖气，没有一件象样的课桌椅的教室里的读书，但他们有着专注和用力的声音；
虽然他们的父母衣衫褴褛，他们却穿着村里人最好的衣服。而这希望，也许终于有一天能让这些孩子过一种不要再拆城砖的生活。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叫“镇边堡”的村子，因为他们明边军的祖先面对着蒙古人入侵这宿命时，永远都选择了抗争。
我找到这个班的班长，坐在前排一个扎着辫子的腼腆的女孩，掏出随身带的巧克力让她分给同学们。
这时响起了下课铃，我和孩子们走出了教室。
镇边堡东墙下学校操场的旗杆上，正有一面鲜红的国旗在寒冷的风里猎猎地飘。
”龙抬头”
农历二月初二，民间有“二月二，龙抬头”的谚语。在北方，这一天亦称春龙节。大约从唐朝开始，国人就有过“二月二”的习俗。据载，这话的来历与古代天文学对星辰运行的认识和农业节气有关。
古代天文学观天模式，在周天黄道确定28个星座，称为28宿。这28个星宿按照东南西北分成4宫，每宫7宿，并按照它们的形象将四宫附会为4种动物。其中，东宫7宿被想像成一条南北伸展的巨龙，由30颗恒星组成。
恒星是相对不动的，当地球公转的位置使巨龙星座与太阳处在同一方向时，太阳的光就会淹没星光，人们就看不到天上的那条龙；而过一段时间，地球的位置转移了，巨龙星座又会重新出现，周而复始，古人找到这个规律，并以它判断时令。
当被称为“龙角”的东宫7宿的第一宿出现于地平线上的时候，正值春天来临，所以，古人将它的出现作为春天的标志。而此时，恰逢农历二月雨水节气前后，由此产生了“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这一天对于自古干旱少雨的晋北地区来说，更寄托了对丰收的希望。
镇川口
镇川口也许注定要从这世界消失。
这村子坐落在镇边堡西边，它南面是边墙五堡之一的另一堡镇川堡，车从一条干涸的河道走过，也许这就是“镇川”二字的由来。
老雷每天都要在镇川口走一走。他步子很慢，背有点驼，这在他一米八的身上看着很明显，不过也没办法，他毕竟已是八十二岁了。在镇川口剩下的百八十口人里他是年纪最大的，最小的也过了六十。
村子不大，有两三溜院，一色的黄土围墙，最北的那溜院子的房墙就是身后的长城。在被风化的很厉害的城墙上走，一不小心就能踏上老乡的屋顶。从城墙上放眼四望也是一色的黄。地是黄的，村是黄的，边墙也是黄的。
老雷的打扮很奇怪：双排扣的短料子大衣，头上一顶带角带尖的帽子，就是城里画家戴的那种，腿上是一条极其臃肿的棉裤，已分不清颜色，脚上是一双老式的黑布圆口棉鞋。看着他从玳瑁眼镜后面投出的冷竣的目光，你不会把他当作是晋北这全国贫困县农村的一个老农民，而是城里的一个老教授。
老雷告诉我他没有衣服穿，他身上这身是城里人捐的。
捐的衣服从县到乡，从乡到村，好一些的都被村干部拿去卖了钱，剩下的就给村里的老头老太太们分了。
老雷这样在村里漫步已经有些年头了，因为他已没有种地的力气。村里那些黄土的房子有些空了，只有院门上别一把锈了的琐；有些烂了，从窗到门；还有些塌了，先是屋顶，接着是四壁，如同当年夯这墙一样，它们的腐烂也是一层层的。村里有一个烂了顶的建筑，开了个巨大的口，剩下的椽子斜斜地耷拉着，不知啥时会落下。那是村里“文革”时盖的戏台，也很热闹地上演过当时流行的一些曲目，有时也演“晋剧”。老雷那时正直壮年，带着老婆和他唯一的儿子去看戏，那曾是个重要的事，一个仿佛节日的庆典。
那些已变成或正变成废墟房子的主人不是离开了镇川口就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反正都不会再回来。而对八十二岁的老雷来说，镇川口就是世界，他祖辈就生活在这里，他自己也在这里过了一辈子。当他带着老婆和他唯一的儿子去看戏时，他没有怀疑过这长城脚下的生活的轮回，就象每年二月二时，天上的巨龙又会重新出现一样。
然而他老婆和他儿子终于把他一个人留在了镇川口。他没有告诉我哪一个先走的。他儿子死的那年三十九岁，结婚的第二天，车祸。他曾是个拉运煤卡车的司机，也是因为穷，所以才在三十九岁时才娶上媳妇，一个持续了二十四小时的婚姻，一个对老雷来说永远无法继续的轮回。
老雷的几个老哥们告诉我他家没有电，我有点将信将疑，让老雷带我去他家看看。
进了一个小院，迎面是两个平顶拱状门的窑洞，南墙上斜支了个五六米长碗口粗的木桩，另一头顶在地上，看来这房子也很累了。一边那间门窗已烂掉，老雷领我进了另一间。
这是个典型的晋北农宅，土炕紧挨着朝南的窗，而这里（和镇边一样）还没有进入玻璃时代，窗上贴的是薄薄的窗纸。炕四周贴了一圈红绿相间的墙纸。炕上除了被褥，还有一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是老雷与外面世界的唯一纽带。
炕边有一个红漆剥落的木柜，上面放两样东西。一个装在碗里吃了一半的南瓜，一个生铁铸的油灯。
老雷告诉我装一个电表要二百元。
“村里不管么？”他摇摇头，嘴子里嘟囔了几句。
“那谁管？”他摇摇头。
我有点茫然。后来他告诉我他有一千元，他全部的积蓄，是他儿子死时留下的。对于一个只有一千元，无法再劳作的老人，光明就成了奢侈品。
我终于没有再问下去，我不得不承认，多少次走在山西的长城脚下，穿越那些明边堡演变而来的村子时，还是第一次碰上家里没有通电的老乡。
可是老雷已没有家了。
是什么把他一个人留在了镇川口，留在这孤独的世界上？是时间？还是天镇的婷婷跟我说过的那个叫“命”的东西？
老雷不是在这黄色的土地上认认真真耕作了一辈子么？不是在祖先留下的长城脚下认认真真娶了妻，生了子么？不是象修长城的祖先一样认认真真希翼过这长城脚下的生活能象龙抬头一样一年又一年轮回？
可是为什么在他八十二岁，这龙抬头的日子面对的只是一个要塌的房子，一个碗中冷冷的南瓜，和一盏油灯呢？
可是他还不想走。村子西边是一片坟地，老雷从不往西边去。他就这样穿着城里人捐的衣服，慢慢走过他生活了一辈子，劳作过，希望过的正在一点点坍塌，一点点消失的村子。
他的妻儿离开了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曾承诺过要一直陪伴他，给他以安慰和快乐么？
他的村长呢？曾答应过要照顾他么？哪怕只是给他一袋他应得的扶贫面，一套好一点的捐赠的衣服，或是一根电线？
而这个世界呢，这个他不愿离开的，只能用一台旧收音机联系的光怪陆离的世界又给了他什么呢？是他用木桩支着的快要塌了的两间老屋？还是村边那被剥去了砖，正在一点点坍塌，一点点消失的边墙？
边墙，这比他还老的，一个无言的朋友和老雷一起留在了镇川口。它在等待着那永远不会再回来的筑墙守墙的明边军，等待着能有机会再次用自己的身躯为边军提供支持，提供保护，阻挡蒙古骑兵的进攻，这是边墙和明边军之间曾经的承诺。当这一切都成为往事，边墙只有用自己身上的砖为贫苦的戍边人的后代搭起房子遮风挡雨，而慢慢地，带着它近五百年来见证的太多的春去秋来与悲欢离合无可逆转地消失，当冬天的雪落到它身上，当春天的风吹到它身上，当夏天的雨洒在它身上，它就一点点化为黄土，回到大地，象老雷那盏快燃尽的油灯，象老雷一点点快要流尽的时间。
这仿佛是一场介于老雷，边墙和时间之间的一场赛跑。然而时间又是个裁判，在与八十多岁的老雷和四百多岁的老墙的比赛中，能坚持下去的，能跑赢能轮回的不是失去儿子的老雷，更不是行将消失的长城，而是时间。至于谁是第二和第三，谁先离开这给予了另外两个竞技者生命，带给他们太多无奈和痛苦的世界，也许已不太重要了。
可是老雷还不想走。
皇帝和将士们的阳高（2）
在老雷的家乡大同曾经还有一个人说过他不会走。
他叫郭登。“土木之变“时大同的副参将。
明英宗被俘后，人心惶惶，怀来，昌平等守将弃城而逃。在北京，英宗的皇后把宫里的金银珠宝和良马搜罗出来想给也先以求赎回丈夫；朝内百官中甚至有人主张放弃北京，迁都到南京。明朝的江山，社稷就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中。
大同已是一座孤城。“土木之变“前几次战斗将士死伤惨重，“士卒可战的才有数百人，战马百余匹。”
新任大同副镇守参将郭登，修城堞，备器械，探望那些伤兵，对部下说了一些话：
“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军独死”。
景泰元年（１４５０）一二月也先再攻大同，在沙窝（今大同县）一战，郭登以八百骑兵击败敌人数千骑的兵力，并将敌人一直追到栲栳山，军民为之一振。明廷封郭登为定襄伯。四月也先以数千骑犯大同，郭登出东门迎战，佯败北走诱敌入土城，伏兵四起，将敌击败。六月也先又拥英宗领二千骑入侵大同，郭登还想夺回英宗，也先见事不妙赶快逃走。
就这样，全城军民同仇敌忾，协力守御，在半年之内就连续击退也先六次大规模攻击。由于大同的有效抵御，使也先时有腹背受敌的后顾之忧，不能全力攻取北京。在这次抵御瓦剌的入侵中，大同充分发挥了屏障三晋、藩卫京师的犄角作用。明英宗的弟弟代宗感慨地对于谦说：“大同，我之藩篱也。”
皇帝和将士们的阳高（3）
面对蒙古人的侵扰，明朝皇帝亲自领兵与之对抗，始终不忘成祖守边的楷模。“天子守边“不仅是一项国策，更是每一个皇帝对父辈的承诺。”土木之变“英宗的被俘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他在实践承诺时付出的代价，因为他还是个呀呀学语的孩子时就答应过父亲明宣宗为保天下太平敢于亲自出马。明史是这样记载的：”（英宗）及能言时，宣宗皇帝抱置膝上，问‘他日为天子，能令天下太平乎？’曰‘能！’又问‘有干国之纪者，敢亲纵六师往正其罪乎？“曰：“敢！”答应之际，音响洪亮，神采英毅，无所疑虑。“
正德11年（1516）7月，蒙古靼鞑七万多军队逼近“距京师不足百里“的昌平白羊口千户所，引起明廷震惊。12月9日，26岁的武宗巡视怀来，他没有为曾祖父英宗亲征时的被俘所吓倒，而是宣布谕旨，指出面对蒙古的严重威胁，他必须亲自督率将领”振扬我军威武之气。“
正德12年（1517）10月，靼鞑小王子以五万骑集结杀虎口，随后进攻阳和、应州，武宗决定把蒙古大部分力量牵制在大同周围，使之不能东进北京，作了如下迎战部署：
大同城由大同总兵王勋，副总兵张輗，游击孙镇驻守；聚落堡是大同外围阵地，由辽东参将萧滓把守；天成（镇）卫在大同东北由宣府游击时春驻守；阳和（高）卫由副总兵陶杰，参将杨玉，延绥参将杭雄等驻守；平虏卫在大同西南至偏关一线，由副总兵朱銮驻守；
威远卫在平虏西北长城脚下，由游击周政驻守。
10月初，武宗朱厚照来到阳和卫，在此坐镇，亲自指挥明军和蒙古人打了场硬仗。10月15日，蒙古骑兵没有东进而是突然分道南下。明军王勋，孙镇等部与之接战。武宗急命时春，萧滓支援吃紧的平虏，威远二卫，又命大同右卫参将麻循，平虏参将高时率部尾随蒙古兵，牵制其南下，又调宣府朱振，参将庞隆，游击靳英集结在阳和卫准备迎战。
10月18日，明军王勋部在应州西北的怀仁，山阴之间的绣女村与蒙军遭遇，两军刚接触，蒙古人就脱离战场，从应州西南一条大路南下，向雁门，宁武关运动，企图入侵长城以南的晋中平原。
19日，明军张輗，孙镇部与王勋部汇合，与蒙古人在应州城北的五里寨展开激战，黄昏时蒙古人沿浑河南岸撤去，但剩下兵力包围和割断明军各部。王勋等部入应州休整，与朱銮部和左卫都指挥徐辅汇合。
20日，王勋等出城寻战，在应州附近涧子村与蒙古兵遭遇，展开大战，胜负难分。明军萧滓，时春，周政，高时等部来援被蒙古人狙击，不能汇合，形势危急。武宗急率都督江标，朱振，庞隆，靳英，杭雄，参将郑骠等部从阳和赶来增援，明军士气大振，士卒将领皆作殊战，，蒙古兵稍稍退却。明军得以汇合，当晚就地安营。
21日，蒙古兵又来进攻，武宗亲自率领诸军与蒙古人展开一场空前大战，从早上辰时（7-9点）战至下午酉时（17-19点），大战百余合，历时12个小时。这一天的战斗中，武宗亲手斩获一蒙古兵首级。
22日，蒙古人全部西去，武宗率部一边转移到平虏，朔州一线。因为风沙不利作战，没能寻机进一步打击蒙古入侵者，于是东撤还驻大同左卫。
应州，阳和一战是16世纪明蒙之间一场大战，也是弘治以来明朝取得战果较大的一次。武宗没有被曾祖英宗的失败吓倒，以高度的指挥才能和“必扫清膻腥，靖安民物”的决心，继续“天子守边”的承诺，带着四镇五，六万表现出极高战斗力的明边军打退了入侵者，使蒙古人在此后长期时间不敢进犯河套以东。
正德13年（1518），武宗再次巡视三边来到大同。路过应州时，他再次举行了一次庆典，庆祝一年前的胜利，并登上那著名的木塔极目四望，写下“天下奇观”四个字。
老边儿于
2006-03-01 17:33:32 发表在分类：
走山西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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