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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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六一早，我在上海长途汽车北站售票窗口，掏出60元钱，买了一张去湖州的车票。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这个并不为人熟悉太湖南岸的浙北小城，但我知道我在又一个周末开始的时候必须离开上海，这个让我生病，让我抓狂的城市。即使真有什么药能消除一个人在一座陌生的城市的无聊和无奈，也不如一张车票更有效。60块，买一张车票，让我能换一个地方，让我暂时不再面对这里的生活，哪怕只有不到36小时，还是可以的。

2.
晚上，我在湖州的乐购超市闲逛，手机响了，是张老师的，我接起来:”张老师么？我给你打回去。”张老师，是大同天镇的一个小学老师，她住在水磨口村，一道明长城从村北的大山脚下穿过，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她还是在2004年10月，那时我和现在一样，一个人到处闲逛，唯一的区别是我住的城市和她所在的村子由过去的不足300公里，变成了1300公里，我再没可能在一个周末来一趟往返，游走于我熟悉的北京和并不陌生的晋北有长城走过的黄土大地。

我猜张老师会打电话来，在前一天，邮局发来手机短信通知，说寄给她的快递到了。那是我一周前寄出的一盒月饼。

这么做的初衷并不仅仅是问候一个独自守在一个偏僻小山村，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一个普通的老师。周围不是没有人在嘲笑我，说我完全是在“作秀”。但我觉得，在又一个团圆的日子即将来临的时候，这位只有一面之交的长城边的小学老师，对我这个远在1300公里以外的人，似乎成了一个具体的符号，一个我还能用行动勉强证明的一件事：我心里还装着北方，和北方的长城。我说勉强，是因为有另一个朋友曾很不客气地，在看过我过去拍的北京的秋天的长城后，说：“如果北京在你的心里真的有那么重要，如果我像你一样喜欢长城，我绝不会离开北京。”她也许说的不错，可我没有办法，一个人活着总要吃饭。是的，在又一个团圆的日子即将来临的时候，张老师的存在让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无牵无挂的混混，至少在对长城这件事上。

3.
张老师在打电话之前写了很长一封信，但还是决定打电话。那盒月饼来的不是时候。起因是这样的：她的隔壁住了个疯子，最近病得很厉害，老婆也吓跑了。疯子半夜会忽然跑出屋子，在院子里破口骂，骂个不停，很恐怖。张老师的男人，和水磨口这全国贫困县下最大的贫困村的大多数男人一样，出外打工已有很多年，一年只有春节才会回家。本来张老师带着她8岁的女儿和公婆住在一起，但家里穷，曾经也在水磨口学校教过书的公公，也就是孩子的爷爷，最近和老伴一起搬到学校里看大门，一个月能挣200元钱。家里于是就留下张老师一个人带着孩子，被疯子半夜的吼声惊醒。水磨口村的院墙不高，我住过，很容易翻过去。这只是张老师生活的一个细节，她在这长城脚下的贫困村已生活了9年，她很多的同事，甚至比她年纪大的，都一个又一个离开了水磨口，因为嫌那穷。今年开春，一个和她比较谈的来的女老师离开了，她就更加寂寞。

张老师把我当一个朋友看，但她从来不会主动联系我，怕给我添麻烦。但在不多的几次电话中，她会很详细地向我描述她的日常生活，而我，也会跟她讲我的生活里的一些杂碎，她总是听得津津有味。

水磨口学校孩子越来越少，而在长城脚下的几个邻村，许多学校干脆就合并了。她现在教3个年级，1年级7个学生，2年级7个学生，3年级3个学生，其中一个是她自己的孩子。现在学校只剩了3个年级，加上学前班，共41个孩子，她教语文，英语，课时依然是排的最多的一个。

对她的生活，其实过去也叙述了不少。终于，小站的网友们在春天里去了水磨口，送去了很多书，让她，这守在长城边的女教师感到很大的安慰。

只是，生活依旧。所谓依旧，就是说今年大同又大旱了，几乎颗粒无收。夏天里，有一次，点八去看她，临走，她想去地里掰两个玉米让点八带上，都没有像样的，那缺水的玉米长的只有矮凳高。“国家会发救济粮么？”我隔着1300公里问她，我知道水磨口因为穷，歉收时有时会得到救济粮。“现在还没说，不过要给一家也就是一袋儿面，能吃多久？”顿了一下，张老师接着说：“拿到面，大家都很高兴。拿不到，也不会咋的不高兴，日子还不是照样过。”

这个，走过晋北长城的人大概都不陌生。6年前去水磨口留宿，就遭遇了停电；走在村里，上年纪的人身上全是补丁；外地来开矿的人在山上乱挖，把饮水管都弄破，老乡喝的水里都是沙土；当然，前些年还有老乡，因为穷，土地又贫瘠，把长城的夯土用炸药炸了，垫到地里。。。。有时会质疑我的生活：走长城看到的一切，已经离奇到了荒谬：难道长城脚下的人竟然和我们不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么？他们面对自然灾害，面对贫困，面对与出外打工的亲人的长期分离，面对这世界的遗忘就像城里人谈一次购物，一场演出，一次旅游或一个饭局一样稀松平常么？是他们太坚强，还是我们太麻木？抑或是反过来？

但是在月饼到的那天，张老师的心情真的，糟透了,她不断说:”我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我没本事，没本事离开水磨口，除了教书，我啥也不会。”她不是没本事，想调到县里的学校教书，要花6万块打点，她不吃不喝，靠那工资，要干整整5年。况且前些年她的男人想做生意，结果亏了钱，借来的钱，这些年除了养活老人和孩子，张老师还要挤出牙缝里的钱还债。

那天，大概是周四，天很冷，刮着风，下着雨，她在家里呆着，想着这一切，隔壁半夜疯子的叫喊不过是这需要面对的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生活的又一个夸张的表现。然后她的女儿，顶着风雨一溜烟地从学校放学跑回来。“在看到她的那一会儿，我忽然明白我不能放弃。”

张老师爱她的女儿，就象天下所有的母亲。她一个人，守着她的孩子和她的学生，守着这外人几乎无法想象的生活，已经很久，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一个女人宝贵的青春。

张老师也在乎她的学生，每一个她教过的学生.

然后她就说起一个孩子，小时脊椎裂了，一开始并没什么事，不久前摔了一跤，再也没起来。她看不过，就跟点八商量，想通过小站想想办法。点八没有耽搁，咨询了北京的大夫，又给孩子家里捎去了钱。

穷人是生不起病的。我在电话里问起村里另一个小女孩，那年离开水磨口时留宿的老杨把孩子和孩子妈一起领家里：“你个她照个像吧。她爸爸是我最好的朋友，前年（2001年）得病死了。”

那个女孩子的爸爸死的那年大概40多岁。听张老师说到那个躺在床上的孩子，我就想起那个孩子，问张老师有没有她一家的消息，张老师知道，因为她那时嫁到水磨口不久，跟着家里人叫小孩的妈“二姑”。小孩叫黄梅，去年跟了母亲离开了水磨口，去呼市投靠了一个远方亲戚。她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学了泥瓦匠，“可懂事了。”张老师说。

4.
张老师告诉我，他们那里也快实行“绩效工资”了，她也搞不太懂，只听说工龄可以算一部分收入。“那时候我就可以装宽带了，可以上网，看看外面的世界。”我知道，这是她此刻的一个心愿。”我是个职业女性。”她这样解释。我明白，她这样坚持，已经很久。那是一种抗争，与贫困的抗争。如果贫困是一副锁在水磨口人身上的锁链，紧紧束缚着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哪怕是最基本物质精神生活的满足，上网，至少是在这用太多的痛苦与无奈搭建的牢笼里能看到外面的一片天空的窗子，可就是这么一扇窗，也是关着的。

“那要多少钱？”我不厌其烦地问。“一年700多，一个月60块吧。”张老师回答。

5.
我没有再问下去。张老师无从知道此时我在想什么。如果我把我花60块钱买车票在周末逃离我的无奈与无聊与她渴望着能在工资里多60块做一番比较，然后得到的结论是我也是被束缚的，不自由的，她是不是会觉得我很矫情，无病呻吟呢？虽然我可以辩解说她在家乡，守着孩子，守着学生，守望着她对一年回家一次的丈夫的思念，守望着戍边人的祖先留在村边的那道长城，而我，只是一个远离北京，远离长城，四处游荡，魂不守舍而不愿面对现实的人。

我知道我没法和她比，我用60块钱，甚至更多的钱，只是为了逃避，暂时的逃避，我感到的牢笼在我的心里。而她的心里，装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6.
挂了电话，天已很晚，我溜达着，回到旅店。

这个故事，关于60块钱的故事就要讲完了。

我知道，在很多年前的一个“十一”的下午，天空是清澄的，大地是辽阔的，我和一个北京朋友小王，扛着装着镜头，三角架和相机的行囊，走下了火车，来到一个安静的，人迹稀少的站台。从站台向北眺望，能看到褐色的远山，山脚下的高梁，玉米已经熟了，在明朗的秋日里，静静地等待着收割。

我们看着那站台上立的白底黑字的站名：“天镇”，然后心里就冒出了许多豪迈与遐想，这里是大明的天成卫和镇虏卫。我们于是走出火车站，向着大山，向着有长城的地方走去，穿过水磨口，榆林口，白羊口，从下午走到天黑，走在广阔的大地上，没有疲倦，我们急切地迈开步伐，想去拥抱长城，想去了解有关它的一切。

7.
我的手机里留着一条短信：“总觉得他们的生活比咱们艰难多了，面对困境也比咱们坚强得多。只想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帮助他们，也是帮助自己。”

这是点八刚发来的，我想她说出了我此刻的感受：我从来不敢肯定自己到底为水磨口的人提供了哪些帮助，但我必须承认，在又一个中秋团圆的日子即将来临的时候，张老师的电话让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游荡在南方无家可归的人。

那个秋天的大地，有长城穿过；那片土地，有无数戍边人祖祖辈辈的生活，抗争，希望的故事；那里，也寄放了我对北方，对长城的思念。

老边儿于 2009-09-21 09:51:25 发表在分类：走山西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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