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占领中国全东北后，又侵入华北地区，在国难当头之际，共产党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活动在赤峰、平泉和冀东一带，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我妻子的爷爷杜子刚（化名）是当时义勇军的交通员，来往于长城内外，活动到三河、蓟县、玉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搜集敌人的情报，通过内线购买药品及军需物资。蓟县二区丰山村是他往来的联系点。

1933年春，他受党的派遣去玉田县城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受尽酷刑。两腿肚子都被敌人用杠子轧裂，前后胸和肚子被敌人打伤灼烂，但他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最后被敌人杀害，将他的头颅挂在玉 …… >>

历经艰辛，我终于回到家乡，夫妻久别重逢，当然是最幸福的。这时张贵富见我回来，已是身强力壮的好劳动力了，先是找人劝说，继而以讨债的方式要挟，想让我回到他家去。

我实在不想回去，可家里刚添了大女儿彩屏，三口之家要吃要穿，只靠我给人打工难以维持生活，没办法又回到张贵富家。

回去后，原有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不断增加，吵吵闹闹是家常便饭，大动干戈亦时有发生。我已是有儿有女的人了，张贵富还动不动就逼着我们两口半宿半宿地下跪。我实在忍无可忍，曾几次忍痛离家出走，跑到抚顺下煤窑，到私人油坊打工，始终 …… >>

1928年，哥哥从延边龙井市来信说：“爸爸病重被辞退，处境困难。” 我只身去看望爸爸，等赶到龙井时，爸爸已经去世10多天了。

我当时想，回去也是受苦，就通过哥哥求人介绍到老头沟“东盛泉烧锅”做学徒工，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31年夏天，哥哥也病逝在老头沟，妈妈和妻子都不放心，就写信、发电报，派人催促我回老家来。这时日本鬼子侵入东北，局势一日三变，我冒着兵荒匪乱的危险，在“9.18”事变前总算回到头百户老家。 …… >>

在我14岁时，张贵富为了给他家再招个能干活的女子，给我娶来个18岁的媳妇。结婚时侯张贵富连一件衣服、一双新鞋都未给做，从头上戴的帽子到身上穿的衣服、脚上穿的鞋袜全都是借的。
妻子嫁过来后，既要下地做农活、缝衣做饭侍侯张贵富两口子，还要照顾我，这苦与累是说不完道不尽的。这且不说，那张贵富老两口子看着我们小两口日益亲热感情甚好不是高兴，反而找茬给气受。我有时晚上找小伙伴玩的时间长了点，张贵富就关紧大门不让他进家。

有一次在天寒地冻的冬天深夜进不了家，就蹲在后院的菜窖里冻了一宿，第二天妻子早起出去抱柴发 …… >>

1922年，因家中生活拮据，我被过继给本村同族的张贵富做过继孙儿，那一年我九岁。我的爸爸和哥哥为了生活，先后去“闯关东”，靠给人做店员、当杂工在苦难中挣扎。

生活上我还是需要人照顾的孩子，在张贵富家却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刚满十一、二岁时，每天早晨天还没亮就得起来，背着粪筐去捡粪，白天上山放牛、捡柴，夏天放驴、割猪草，回到家来还得抱柴烧火、喂猪，直到晚上掌灯后才能休息，夜里还得起来给牛、驴添草。

春种夏锄秋收要顶个长工用，冬天要刨冻粪起猪圈，将手脚冻肿。就是在农闲时，也要去北大河驮沙子或往农田里 …… >>

1913年9月18日，我出生在天津市蓟县头百户村，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当时的冀东地区正处在军阀割据、土匪横行、民不聊生的年代。我的啼哭给全家人带来了欢乐，也使贫困的生活更加艰难。